張錫純提到，吳門有一位名醫，叫顧松圃，本名顧靖遠。早年并非出身醫家，而是因為父親患了熱病，被庸醫誤用人參、附子一類大補大熱之品，結果病情迅速惡化，最終未能挽回。此事對他打擊極大，也由此立下志向，發憤學醫。從此三十年如一日，不論寒暑晝夜，潛心研讀經典，反復臨證求證，對溫熱病尤為用心。他曾著有《醫鏡》十六卷，可惜后來沒有刊行流傳，只能從他人的醫案記載中，略見其學術鋒芒。
顧松圃一生中，有一則醫案極具代表性。
當時有一位王姓患者，患的是典型的陽明熱證，高熱、大渴、脈洪。顧松圃辨證后，果斷使用白虎湯，每劑石膏量大，連服兩劑之后，高熱明顯下降。但隨后卻出現遍身冷汗、四肢厥冷、頻頻呃逆的情況。旁邊其他醫生一看這種轉變，立刻斷言是“寒涼太過，陽氣受傷”，紛紛主張必須用人參、附子回陽救逆，并且一致認定白虎湯再用必死無疑，一時間議論紛紛，幾乎群起而攻之。
顧松圃卻并不慌亂，他反復引用張仲景“熱深則厥亦深”的原文，又結合喻嘉言所說“陽證轉為陰厥，萬中無一”的論述，耐心解釋這是熱邪太盛，陽氣被逼于內，并非真正的陽虛亡陽。他再三強調，此時若誤用參附，只會閉塞邪熱的出路，反而加速病危。但眾醫固執己見，最終還是改投了回陽斂汗之劑。結果藥后冷汗更多，身體愈發冰冷，反倒將責任推到白虎湯頭上。患者陽氣將脫，命在旦夕，全家驚恐萬分，這才再次請顧松圃前來。
再次診視后，顧松圃依然堅持原來的判斷，毫不動搖，仍主白虎湯，而且這次連用兩大劑。藥后冷汗漸止，四肢轉溫，神志安定。隨后在原方基礎上稍作加減，數服之后，患者完全康復。此案之后，顧松圃特地撰寫《辨治論》，明確指出：溫熱病中，白虎湯只要用得其當，不但不傷人，反而是救命之方，希望借此打破世俗對寒涼藥的偏見。
從后人角度來看，這個醫案中仍有值得反思之處。最初兩劑白虎湯后出現“熱深厥深”的表現，并非方藥錯誤，而是石膏用量偏輕，三兩之數不足以壓制如此熾盛的陽明實熱。若像某些重癥醫案中那樣，開云app每劑石膏用至半斤，熱邪當場就可瓦解，也就不會出現中途波折。所幸顧松圃立場堅定，沒有被外界干擾，最終用大劑白虎湯扭轉乾坤。更重要的是，此類患者多為體格壯實之人，平素陰分充足，經得起清泄。若換作陰虛體弱之人，在誤服參附之后，恐怕病勢立刻不可收拾，哪里還有機會再談白虎湯。
類似的例子，在徐靈胎的醫案中也能看到。
西濠陸炳若的夫人，產后不久感受風熱，又有瘀血未清。本是實熱夾瘀之證，卻被醫者拘泥于“產后必虛寒”的成見，一味使用干姜、熟地等溫燥滋膩之品。結果越服越錯，汗出如雨，身熱如炭，唇燥舌紫，明顯是熱邪被助，火勢更盛，卻仍然沿用原方。恰逢徐靈胎路過附近，被急請診視，當即指出：產后血枯火熾，又兼風熱，再加辛熱滋膩之品，無異于火上澆油，兇險就在眼前，非重用石膏，不能解陽明之火。
徐靈胎遵循仲景之法，使用竹皮、石膏等藥物。其他醫生聽聞后卻冷笑譏諷，認為自古以來哪有產后用石膏的道理，其實不過是未曾真正讀過仲景之書。患者家屬信任徐靈胎，果斷用藥，一劑下去，病人即刻蘇醒，神清熱退。次日復診，再服一劑，便完全康復。由此可見，產后之病并非一概虛寒，寒溫虛實仍需細辨，只要是實熱熾盛，石膏非但不忌，反而是關鍵之藥。
《金匱要略》中記載的竹皮大丸，專治婦人產后煩亂、嘔逆等證，方中本就含有石膏，正是這一思路的體現。對于產后寒溫夾雜而以實熱為主的情況，有時還可靈活運用白虎加人參湯，并以玄參代知母。知母性寒而偏燥，較石膏更寒，反而不利于產后；玄參則滋陰清熱，又不傷乳汁，古籍中早有明確記載。白虎湯在汗、吐、下之后需加人參，是為了顧護正氣，而產后之虛，較之汗吐下后尤甚，因此更需加人參以扶正。由這些醫案可以看出，真正的中醫之道，不在于死守成規，而在于明辨寒熱虛實，用藥得當，方能救人于危急之中。
備案號: